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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瑛: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的最后一搏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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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瑛出生于1929年,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、交响乐女指挥,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她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、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,后应邀创办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。(视觉中国/图)




  •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,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《托斯卡》:“你应该有一样东西,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。”郑小瑛回忆,“他问我敢不敢上,我说当然得上了。”


  • “乐队也没有,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只能够干喊,所以还不死心。”


  • “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,那就是她最珍贵的、最幸福的东西。”



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

责任编辑 | 邢人俨



饭桌上摆着一杯冷牛奶、一颗放了几天的煮鸡蛋,这是早餐的全部。早晨八点,郑小瑛把盒装可可兑进牛奶里,抱怨人们送来的礼物太多,有些并不适合老人,只能尽力吃掉。电视台曾来采访养生之道,她如实作答:喝凉水、吃剩菜、高盐高糖重口味。


2018年秋天开始,一个新任务提上了她的日程:开设指挥班,给中小学音乐老师上课。由于担心迟到,郑小瑛加紧吃饭,结果不小心呛到了。老伴赶紧为她拍背,送她出门,郑小瑛咳嗽着解释,年纪大,喉咙不灵敏了,恨恨地说:“老了很讨厌的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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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企业曾邀请她去西安,为客户和员工早晚各指挥一场,每场两个多小时。今年是第二次来邀约,郑小瑛请求:“分两天好不好啊?我又老了一岁了。”对方说到节约成本的苦衷,她又答应了。


身为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的郑小瑛已年近九旬,仍频繁应邀在国内外各地演出。


曾有自称全国级别的指挥比赛邀请她做顾问,她看评委名单都非业内一流,建议改名为“某某杯”比赛,以显得更客观。主办方的回复把她气坏了——“您老了,还是一边歇着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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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期间,邻居开车载着她去海对岸的厦门工学院——指挥课就开在这所民办学校里。学生从沈阳、威海、南昌等地远道而来,为照顾他们的行程,每个人只需两周出席一次,听半日课,这意味着,同样的内容,郑小瑛要重复讲四次——每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,中午她会睡一会儿。


“哦吼吼吼!什么调,亲爱的?”当天课程进行到下午,钢琴伴奏女孩困得有些走神,郑小瑛拍手提醒。


刚开课时,她对大家讲,“这是我的最后一搏,也是关门一课。”郑小瑛上一次“最后一搏”是在五年前,她离开一手创办的厦门爱乐乐团,并以歌剧《岳飞》作为告别演出。事前她也用豪言嘱咐作曲黄安伦——“人生最后一搏”、否则“死不瞑目”,黄安伦都会捂她的嘴。



南方周末记者首次到访时,郑小瑛根据提纲准备了讲稿。事前,她担心采访内容太多,特地提醒:“请注意,我是个分秒必争的讲究效率的指挥啊!”


这些年来,郑小瑛不断出走: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退下来后,到了厦门;十多年后,又从厦门爱乐无奈离开。“在体制内我做不成的事,我只要一离开它我就慢慢做成,我现在有这个自由,就可以离开。”


现在,她没有固定合作的乐团,总在琢磨,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她仍有许多未竟的宏愿:若是手上有个歌剧院或是任何音乐团体,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。


——“但是现在我没有了,乐队也没有,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只能够干喊,所以还不死心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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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,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,这成为中国培养合唱专业指挥的起步,郑小瑛是班里唯一的女生。图为1956年7月合唱指挥班结业,郑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马舍夫致谢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
1

我想我算什么?我就算个老师






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,尽管需要面试筛选,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,报名才28人,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。学生水平参差不齐,既有大学副教授,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。


这与郑小瑛曾经教过的学生大相径庭,后者大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,常挂在她嘴边的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、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。从1956年参与指挥系建系开始,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数十年。


现在,她要给业余学生上课,从零教起。原本她要求背谱,但头一节课就发现,很多学生做不到,只好不再硬性要求。指挥班的同学们也已认识到“学生”和“学员”的区别,吴灵芬们是郑老师的学生,他们则是学员。


郑小瑛的授课风格颇为温和。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,她会努力缓和气氛,背过身去:“那我走咯。”最严厉的指责是“怎么可以啊”。当学生怎么也学不会、反复提醒仍然出错时,她也会想不通,“怎么可以啊?”“为什么啊?”


她唯一一次动怒,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——她可以忍受学得慢,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。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,他们并非怕她生气,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。发完火,郑小瑛有点后悔,“不过还好,他不记仇,还来跟我说话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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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大利朋友萨碧娜来旁听了一堂课,委婉地建议:对不同的学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,大概想表达汉语里的“因材施教”。郑小瑛说,“哎,我都急死了啊!”


尽管已享有世界声誉,但郑小瑛仍然看重“老师”的身份,“我后来给自己定位,我想我算什么?我就算个老师。”


但她一直不愿私下开班教授打拍子课,怕误导人家以为手上功夫就等于指挥。“指挥的主要功力在脑子里,在他的听觉、他对作品的理解里,而不只是这个。”郑小瑛摆弄双手示意,“这个()只是‘终端’,只是最后的一点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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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近些年,她接触了不少业余合唱团,大家出于爱好走到一起,不计报酬,“这个倒是有持续发展的可能。”


2010年,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,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,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,以体现世界大同。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,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,而且早有先例。她向组委会抗议,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:“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?”


吴灵芬告诉她,多年来,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,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。这对师生痛心疾首,“太丢人了,一个普世都会的东西,中国人不会。”


考虑再三,郑小瑛决定“亡羊补牢”,至少教他们懂得规范,孩子们会受益。学员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女老师,郑小瑛认为她起步太晚,但考虑到“她还想学,手上也有合唱团,在那个位置上,多少会有影响的”,还是让她加入。


这样的愿景,也是郑小瑛过往的某种写照。1955年,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,这成为中国培养专业合唱指挥的起步。他教导大家,合唱是群众性的艺术,要求每个学生马上都去组织合唱团,很快,二十多个合唱团在北京成立,郑小瑛负责妇女、儿童和农民三个团。三十五年后,学生们邀请恩师来北京观摩中国合唱节,“几十个合唱团在一起汇报,一看手上指挥的方法,都是‘杜派’”。


杜马舍夫对最早送选的一批学生并不满意,便自顾自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人。校方人事科慌忙推荐了作曲系“三好学生”郑小瑛——她成了指挥班里唯一的女生。


郑小瑛起点高、悟性好,杜马舍夫不久便让她代教基础的视唱练耳课。她早就有“赶鸭子上架”的本领——从前在文工团,因为学过钢琴,被拱着教乐理时,郑小瑛问,什么叫乐理啊?她上街淘书,发现了一本乐理普及教材,赶紧看完,第二天她就敢去上课了。因为能识谱,从开大会拉歌到成百上千人的游行,都是郑小瑛负责为大家打拍子——这是她最早无意识地“指挥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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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音乐界,杜马舍夫不是名家,只是莫斯科国立师范艺术学院的普通教师,“你去问苏联人,没有人知道他”。由于中苏关系恶化,杜马舍夫回国后并未得到优待。郑小瑛在三十多年后看望杜马舍夫,他一直住在同一间老房子里,家里堆满中国带回的纪念品。老师的妻子告诉她:“他现在老了,唯一的幸福,就是生活在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之中。”


郑小瑛继承了“杜派”指挥法的核心部分,发展出“郑式指挥法基础”。许多年前,报纸上登着“郑小瑛开‘指挥大师班’”,同一版面的角落上还有一篇短文,批判当时流行的自称大师现象。郑小瑛看到后,决定换掉“大师”二字。


妹妹郑小维为她愤愤不平。直到有一次,郑小维去听指挥家吕嘉的音乐会,节目单上赫然写着“师从郑小瑛大师”。“哎呀,我高兴得不得了,没有人叫过她大师,吕嘉叫她大师啊。”她把节目单用挂号信寄给了姐姐。


最近,郑小维看到有人称郑小瑛是“指挥之母”,她觉得倒也很好。“算了算了,不叫她大师,叫个‘指挥之母’,我觉得也够格的。她确确实实像母亲一样的。”她盘点着郑小瑛的学生,“她是个女指挥,生了这么多的蛋。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
2

我不是大小姐,我是干活的


“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,站到指挥台上去的?”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曾被这样问道。她解释,将指挥作为一生之志,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结果,而是一次次被挑选、被安排。


“那时,我们没有那么多个人想法,说实话。因为那是不现实的,我们的口号就是‘服从组织安排’。不追求、不幻想,派你来做什么,你就很高兴;派不到你,你也不抱怨。那个时代是这样的。”


1960年初,郑小瑛被正式选派到莫斯科进修。除在校上课之外,她还通过杜马舍夫引荐,跟随资深指挥家伊·波·巴因学习,在剧院的角落里观摩歌剧。


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,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《托斯卡》:“你应该有一样东西,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。”郑小瑛回忆,“他问我敢不敢上,我说当然得上了。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,就是这样上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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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整个莫斯科,《托斯卡》总谱只有两份,郑小瑛借来巴因那份,把配器抄在自己的钢琴谱上。每次巴因指挥,郑小瑛就蹲在乐池的角落里看,全凭模仿和记忆来学习。


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代,当报幕宣布是中国女研究生担任指挥时,观众鼓掌尤其热烈。通常只在最后谢幕才给指挥的追光,每一幕开始时都照向她;她每次出场,都有一次鼓掌。


至此,郑小瑛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“不加‘女’。”她每次都强调。


遇到纤瘦柔弱的女学生,郑小瑛总对她们强调,“这时候不是温柔的小姑娘,是大司令员”。她把乐队比作队伍,一个学生说起合唱遇上“假指挥”的经历,郑小瑛惊呼,“这是不可以的,队伍要送死啊!”


郑小瑛从小个头高大,不到六岁就是全幼儿园最高。在女校排话剧,一直演男角,做英俊小生。她留“妹妹头”短发,起了床,甩一甩就出门。郑小维形容她,“非常男性化,完全不像一个女性”。 “作为一个指挥,内心必须要坚强、自信,当着那么多人怀疑的眼光,特别女孩子,你要没有点自信,看着那些眼睛都害怕。”郑小瑛受益于这些特质,“那么多男人都看着你呢,有的是善意的,有的是等你出笑话的,你就要有一种自信,通过音乐,组织、驾驭这一切。”


一家时尚杂志策划了“民国大小姐”专题,把郑小瑛和影星卢燕等人一起列入其中。到了现场,郑小瑛发现要化浓妆、换服装,抗拒极了,最后面对一件高领毛衣,她才勉强答应。


回到家,她的妆容把老伴吓了一跳。郑小瑛多年不化浓妆,演出也不例外,“反正观众看的是背”;衣服都是朋友看不下去给她买的,而演出穿的黑色指挥服,几十年都是那几套。


她极少逛商店,偶尔和老伴出去,形容自己“像刘姥姥逛大观园”,看什么都稀奇,橱窗里都漂亮。但她觉得,“那也不属于我,再好看,我也不可能买什么东西”。


1997年,郑小瑛第一次查出直肠癌,老伴“啊?”了一句,不知所措。“我没事,他的心理不如我坚强,你别看是男人。”女儿郑苏接到电话号啕大哭,从美国赶回来。


郑小瑛照常去北大、清华做了两场讲座,站上桌子指挥大家唱国歌,给指挥系学生上了课,还参加了音乐家座谈会。之后,她才遵医嘱住进医院。


接受化疗后,她的头发掉光,出院一个月后,戴着假发指挥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和歌剧《卡门》的演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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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经常教导学生,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。在舞台上,谱子乱页、演员唱错,各式各样的意外常有,即便所有人都慌张,指挥不能慌。“出错了,你得马上判断问题在哪里,是带上它,还是压住它,让它归于一致?这是职业性的。”


2005年岁末,在龙岩一场新年交响音乐会上,郑小瑛走向指挥台时,一脚滑倒,从一米多高的舞台摔了下去。现场惊呼起来,工作人员冲上去扶她,有乐团队员甚至吓哭了。几分钟后,再次走上台的郑小瑛还顶着乱蓬蓬的一头银发,却笑盈盈对台下说:“请大家放心,一场虚惊。”


郑小瑛如常完成了四十分钟的交响演出。后来,她说,“哇,完了以后疼了我两个月。”


2014到2015年,她的右下肺和右上肺又先后查出癌症和病灶。郑小瑛讨厌别人总来问“抗癌精神”,她说每次治疗结束、痛完,如常生活,“该干什么干什么”。


身边的人都惊诧于郑小瑛过人的精力,很多人都接到过她凌晨发来的消息——工作多的时候,她半夜2点睡,早上4点起。她曾对朋友说,“让我做饭、做家务,站十分钟我就累得不行,而在指挥台上,根本不觉得累。”


晚饭时,助理程远和她商量那家时尚杂志继续跟拍“大小姐”的计划。得知这一期大受欢迎,郑小瑛诧异且不解,程远告诉她,“这是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”。郑小瑛吃着饭,把筷子举过头顶干练地挥了两下,“我不是大小姐!我是干活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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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,郑小瑛赴苏联留学,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。在导师安诺索夫的帮助下,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执棒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。演出前,安诺索夫为她送来了提神的热咖啡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
3

如果没有音乐,对我个人有什么?!


这几年,采访邀约越来越多,郑小瑛不大理解,但她也不太拒绝,“他们这么来找,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义务似的,那就是它需要我呗,应该去。”


对郑小瑛来说,被需要比自己想要重要得多。“社会需要的,我会的,就能成功;社会不需要,我愣去做,做不成啊。”


1978年,中央歌剧院复排歌剧《茶花女》。文艺生活刚刚恢复,戏票总是一抢而空,中文版《茶花女》在天津文化宫连演40场,每场都有人要求买站票。


热闹归热闹。在石景山演出时,观众嗑瓜子聊天,场面相当嘈杂。《茶花女》的序曲哀婉柔情,郑小瑛举起指挥棒,几乎难以开始,乐队放大音量使劲拉,和噪音形成了拉锯战。幕间休息,观众跑来乐池边,“怨不得这么齐呢,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呢!”


“你能抱怨观众吗?不能。”她说,“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,歌剧对他们来说,就像是怪物。”


对郑小瑛那代艺术家来说,推动中国音乐发展的紧迫感,从“文革”之后变得异常强烈。“我们最好的年华在那个年代荒废了,所以才会有一种拼命要跟生命赛跑的感觉。”


郑小瑛自行想办法。她给《茶花女》准备了20分钟的讲解,用磁带录好选段,在剧院门口张贴告示:请愿意听讲座的观众提前20分钟入场。怕告示没人注意,她干脆在剧院门口吆喝。“郑小瑛模式”的讲解就此开始。起初一小批人被她张罗进来,后来很多人特地冲着讲座来,热闹的时候,观众齐刷刷挤到讲台上。


在河北演出时也是一片喧哗,她站在入口处的板凳上大喊:“老乡们!听我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歌剧!”声音甚至盖过了场外卖烤白薯的小贩。


有时候甚至得从“指挥是干什么的”开始讲起。已故指挥家李德伦曾在一次演出过后,被观众要求靠边站站,别挡着乐队合影。


郑小瑛决定,不仅要做学校里的音乐老师,更要做大众的音乐老师。她经常对学生讲,指挥应当成为社会的音乐教师。“他们愿意听你讲,你吝啬什么呀?对你来说又不是要死要活的事,我就讲讲,大家开心有多好啊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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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导赏在国外不罕见,郑小瑛在莫斯科就见过,在美国还有专人负责讲解。但是在国内,她仍觉得同行者寥寥。至于自己的学生,“他们忙着自己的名”。“特别是年轻人,他肯定要先追求一个高峰,才能让人家看见。”她表示理解,“所以你也不要去挑剔他,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,他现在努力塑造自己,也是对的。”


郑小瑛此生奉行“为大众服务”的艺术理念,来自她成长年代的某种训诫,在杜马舍夫班上就有所启蒙。见合唱团的多声部效果欠佳,杜马舍夫建议直接改为齐声唱,“群众歌曲,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难?”


北京师范学院学生蒋力听完一次歌剧讲座后,大胆拦住郑小瑛,央求她去自己学校讲课。郑小瑛坐公交车去讲了两次。蒋力日后成了音乐评论人、中央歌剧院的策划制作人。法学生赵世民,在听了一次《卡门》讲解后,迷上了交响乐和歌剧,现今转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。


“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,那就是她最珍贵的、最幸福的东西。”郑小瑛感慨自己已到收获的年纪,无论走在马路上,还是在世界各地讲学,总有人上前来和她打招呼,就像相识已久的老友。


在郑小瑛的世界里,音乐的意义并非直接作用于自己。“我是通过音乐跟大家认识,不过是把音乐介绍给了大家。”郑小瑛质疑音乐家“没有音乐不能活”的说法,认为那是夸大艺术的作用,只听八台样板戏的年代,大家都活过来了,“如果没有音乐,对我个人有什么?!”


1978年出生的邵燕跟随郑小瑛做过歌剧,现在是厦门工学院音乐系主任。她意识到,“我们这代人都是,把今天的日子过好、把这个月的工资领好、把房子买好就好了,我跟郑老师工作以后,发现郑老师都不是考虑自己,(相反)甚至是牺牲自己。”


“最根本的问题就是,对职业的音乐家来说,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”郑小瑛早有答案:“音乐人有很多种,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,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、推广艺术而努力,我选择后者。”


郑小瑛年轻时以冼星海为偶像,时至今日,即使指挥过国内外众多大师的作品,最钦佩的始终是冼星海。1950年代,她还从民族音乐研究所里,把冼星海的亲笔日记偷出来看,做笔记。 冼星海一生颠沛流离,英年早逝。他留学巴黎,后选择回国投身抗战歌咏活动,在延安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,创作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1938年12月15日,冼星海与妻子在延安“大吵特吵”,以致干扰了创作。他相当自责,在日记里反省:“把伟大纯洁的爱像火热一般贡献给那广大群众吧!他们不会忘记我,他们才是最亲切的人,我或许受过这些错误,更可加强厉害去认识人生。”


“了不起的精神力量!那样的人才配做一个中国音乐家,他是生活在人民中的。”郑小瑛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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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78年歌剧《茶花女》开始,郑小瑛都会在演出前进行“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”,为观众普及歌剧知识,大受欢迎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
4

我们这代人,有很复杂的心情


郑小瑛生长在民国上海的洋派家庭,入读教会学校,参加唱诗班。父亲留美归国,直到解放前,两个女儿都称呼父母“Daddy、Mommy”。


母亲在郑小瑛六岁时带她学钢琴,希望培养女儿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。等她提出正式学音乐,父母却表示反对,在他们的观念里,那就是夜总会里的“洋琴鬼”。


上海沦陷后,郑氏举家西迁,父亲买回许多救亡歌曲的歌谱。家里聘请的家庭教师,恰好是从前线抗敌剧团回来的年轻人。在钢琴和群众歌曲的熏陶中,郑小瑛自小就喜欢轰轰轰的进行曲多于大上海的靡靡之音。


在父母要求下,郑小瑛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,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读预科班。在一次微积分考试里,郑小瑛只考了50分,“50分是最羞耻的,我一辈子没有得过50分。”她素来成绩优异,由于数学老师用英文授课,实在跟不上。第二年,她转入了音乐系。


她在学校组织民歌社,在游行队伍里扛旗,成为活跃分子。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,写信回来说:这里阳光明媚,人人平等。


郑小瑛开始了出逃之路。第一次出走,她藏在学校宿舍衣柜里,被母亲找到,抓回上海。第二次,她偷偷告诉妹妹,母亲偷看妹妹的日记后发现,逼郑小维找到她,双方在法国公园碰面。根据郑小维的记忆,母亲一直哭,担心她没有钱花,把身上的首饰都给了她,而姐姐大概没有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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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维总觉得,母亲从小偏爱姐姐,因为姐姐比她更优秀。郑小瑛向母亲约定,当晚会回家共度圣诞夜,母亲才放心离去,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——实际上,她很快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,离开了上海。


母亲买了一大堆郑小瑛爱吃的菜和点心,早就知道计划的郑小维不忍心,在旁劝说,“够了,够了”。一家三口等到夜里9点,郑小瑛还没有回来。母亲坐着黄包车,挨个找到郑小瑛同学家里,询问她的行踪。“回来大哭,哭了好多天,以为她失踪了。”郑小维回忆。


直到半个月后,安全到达解放区的郑小瑛寄回一封信:“亲爱的姑妈,我们已经平安到家,一切都好,请勿挂念。”用的是假称呼和假名。


从此以后,郑小瑛和家人再没有一起生活过。父母和妹妹一直在上海,郑小瑛后来定居北京,很少回家,“这趟路费不是人人都掏得起的。”


肃反运动中,父亲被要求写检讨,实在不会写。母亲让他把材料寄给郑小瑛,请她帮忙修改。郑小瑛很无奈——当时得和“反革命”划清界限。后来,她听母亲说,他们每晚都要去信箱里摸一摸,检查有没有回信。


1960年代,父亲生病,郑小瑛回家照顾,父亲要收她饭钱。父亲的观念是:我有工资,你也有工资,你回来,不是我请你来的,是你自己来的,所以你应该付费。“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不调和,但是我能接受,付就付。”


母亲生前从未看过郑小瑛一场音乐会。她病危时,郑小瑛正在样板团指挥一场重要彩排,无法离开,到了下半场,发现丈夫和孩子在侧幕等她,她知道是噩耗来了。演完后,她在后台放声大哭。


郑小瑛记性极好,能清楚记得很多具体日期。但是谈起父亲离世的时间,她打开书桌抽屉,掏出一个小本子翻找记录。她念道:父亲1979年去世。“我这里记录妈妈是1975年走的,”她戴上胸前的老花镜反复确认,“可是我记得爸爸是先走的,我记错了?”


最近,郑小瑛受邀参加央视一档家庭节目,为此整理了老照片。她参加革命工作后,被要求和父母划清界限,那时以没有家庭观念为荣。她特地回忆了和家人过往的相处,“从来没总结过他们的好处,”郑小瑛望向窗外,“我们这代人,有很复杂的心情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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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以来,郑小瑛曾赴日、美、意、德、法等地举行交响音乐会、指挥歌剧或讲学。她演出时从不化妆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
5

乐团是谁的?


时代的其他变化也经常让郑小瑛感到困惑。1980年代以后,市场放开,“靡靡之音”回来了。演一场《茶花女》补助只有五元钱,香港歌星的出场费已经高达几十万、上百万。


剧院里的“腕儿”出去走穴挣钱,缺席排练,主要乐器不来,其他成员都得等下次陪练。“大家心里不高兴,干多干少都一样,我来不来都还是那点工资,你也不能开除我。”


在世界各地演出时,郑小瑛总会和当地演奏员聊天,研究国外的合同。她前后给文化部、剧院写过五个报告,主张改革,相识的新华社记者帮忙发过“大参考”,回音寥寥。


1997年,郑小瑛从中央歌剧院离休。“不是我累了要休息,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啥事也干不成的制度,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自己干一点什么事情。”


创办“爱乐女”室内乐团曾让她获得短暂自由。成员都是志愿者,用业余时间在教室、厂矿等场合演出。有一次在乡下露天野台子,碰上下雨,农民围着不走,只好继续演出。每到休止符处,演奏员赶紧用手绢擦擦琴。


由于当时民营团体政策尚未出台,即便已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演出过,“爱乐女”仍然面临政策上的困境,成员们愤而离去。


受邀来到厦门时,郑小瑛已经69岁了,刚做完直肠癌手术。厦门有领导打算组建交响乐团,于是有了“民办公助”的厦门爱乐乐团。


迈入下半辈子,郑小瑛开始创业了。这是她第一次做乐团管理者,人事、财务、管理都得学。她天天向上要政策,却不知该去哪个部门注册;来了很长时间,疑惑怎么没人给她发工资,慢慢才弄清楚,乐团隶属一家民营企业,要去企业报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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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爱乐诞生不久就遇上金融危机,民营企业老板抽走注册资金,乐团第一个月首演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。她向邀请她来的时任厦门政协主席蔡望怀求助,暂时凑到了钱。 此后,为乐团“化缘”就成了郑小瑛的常态。有一次资金没到位,发不出工资,郑小瑛亲自去堵区长,请他签批。区长抛下一句话:郑老师,这是因为有你,如果你不在,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。


这件事让郑小瑛耿耿于怀,总对身边人说起,“我是为厦门人民在做事情,你给我这个钱,不是为我,我不是乞丐。难道我为厦门做这些文化的贡献,在一个区长的眼里面看是这么不值钱吗?”电视台来采访,郑小瑛要说这件事,邵燕劝她能不能不讲,“不行,不说难受。”


排练场地几度搬迁,用过临时租的歌舞厅、电业局旧礼堂。邵燕第一次去爱乐,发现场地竟是一个很窄的楼梯,“不敢相信”。


厦门爱乐一度实现了郑小瑛按艺术规律办团的理想:选贤与能、竞争上岗、来去自由;为了普及大众,每周都举办“周末交响”音乐会。十五年,乐团共演出一千多场。 “那就是神,真的。”青年教师孔令伟最初见到郑小瑛,不敢说话,声音打颤。郑小瑛却乐于提携年轻人,演出了他创作的管弦乐作品,为他引荐知名音乐人。孔令伟此生第一次听到,自己被介绍为“作曲家”。“你知道什么叫天上掉馅饼吗?就是这种感觉。”


但在厦门爱乐,郑小瑛却渐渐失去了位置。2013年,乐团发生易主风波。郑小瑛的支持者认为,根源在于“功高盖主”。几个月后,厦门爱乐官方微博有所指地写道:“回顾这场风波,我们是否有所感思:乐团是谁的?——乐团是社会文化公共资源,并不属于某一个人……”


一大批成员随郑小瑛辞职。另一部分则站在对立面,网络上仍流传着他们写给郑小瑛的邮件,有不客气的咒骂、抱怨,也有人请求郑小瑛考虑他们的生活压力,放弃与理事会对抗,不要影响他们养家糊口。


理事会宣布郑小瑛不再担任艺术总监的当晚,许多成员跟着她回家,安慰到很晚才散。她的老伴告诉他们,郑小瑛大哭了一场,从来没这么哭过。


黄安伦在地铁里听说这个消息,立刻打来电话,提出到厦门声援。孔令伟写了一篇文章,要发表出去。郑小瑛都回绝了,她认为对全国音乐事业来说,这只是一件换届的小事。


只是这件“小事”让她痛苦了很久,“五雷轰顶,简直不能接受”。


乐团成员的生活,郑小瑛事无巨细地关心,她帮他们要房子、落户口、带薪进修。“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大家长。”邵燕说,“这等于从她出生一直养到15年的孩子,是不是?”


学生俞峰请了一位律师来帮忙。讨论时,律师的丈夫插话:“郑老师,这个乐团不是你的孩子,是出钱人的孩子。”


这句话刺痛了郑小瑛,但她承认这是一句实话。“我突然发现,我没有权力、没有金钱,我只有一份艺术家的热情,当权力与金钱不愿意支持你了,你就非常脆弱,也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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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瑛(后排左四)与学生在一起。她教过的学生大多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,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(后排左二)、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(后排左五)等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
6

我怎么还这样啊?


每年9月过生日是郑小瑛既期待又想躲的时候。去年88岁“米寿”,助理程远筹划了生日惊喜,郑小瑛一进门,满屋子人,当年的爱乐成员一共七十多人,来了五十多个,其中包括很多当时没有支持她的人。


大家带着乐器,郑小瑛当场指挥了《乡村骑士》间奏曲,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掉眼泪。程远是当年随她辞职的人之一,她制作纪念视频,精心挑选了主题词:追随。


这两年,和解陆陆续续地发生。前一次生日,一个小号手拽着郑小瑛,说不出话,呜呜就哭。她不让他哭,对方哭得更凶了。


孔令伟看不过去,“郑老师全都原谅他们了,郑老师认为这是她的孩子,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啊。”


“这种小孩,你跟他记什么仇?”郑小瑛说,自己已经释怀了。 实际上,在风波之前的几个月,郑小瑛就已主动辞职。她在离任之前,马不停蹄完成了《岳飞》歌剧音乐会和马勒《尘世之歌》中文版的唱片录制。“我离开了乐团,就没有地方做了,所以得赶紧。”


紧迫感从来没有消失。现在,她最重要的呼吁是“洋曲中唱”,用中文演唱西方经典歌剧。目前,国内此类演出大多采用原文版语言,中央歌剧院推出过中文版《茶花女》《卡门》《蝴蝶夫人》,重排时都改回了原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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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世界都在用自己的母语,为了让观众能够听懂,也为了市场。唯独我泱泱中国,摆着个谱要原汁原味,才显得高级,事实上假得要命。”她认为演员、导演都不一定明白每句话的意思,“这种在艺术上不完美的东西,又用很高的调子来宣传,愚弄大众。我反对这种伪艺术的事情。”


她和老友刘诗嵘给中央歌剧院的现任领导写了多封信,没有任何回音。刘诗嵘曾是中央歌剧院副院长,现在身体欠佳;音乐文学翻译家周枫也卧病在床,“就剩我还在扑腾了。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,能做一点就做一点。”


徒弟们纷纷表示支持,但没什么行动。郑小瑛伸出食指在眼前用力点了一下,“这一点,我记住他们了,哼”。


“说这么多,你烦吗?”郑小瑛很在意听者的感受,不等回答,她自己叹一口气,“哎,很烦的。因为这都是不能实现的,都是我的梦,但是有什么办法?反正我只能够抱怨,抱怨有什么结果?”


采访结束后,郑小瑛发来一则动画短片。片中,一个老太太不停地编织,不舍得拿起脚边的剪刀,最后线不够用了,她就把自己的头发织进去,一起掉下了悬崖。配文注解是:“重新思考,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还有比奋斗、物质更重要的东西;有时我们要知道拿起剪刀。”


她是否曾考虑过拿起剪刀?


她回答:“还没有过,因此才惊愕!”


最近,她去武汉演出时,看望了文工团工作队的老朋友。郑小瑛是工作队里年纪最大的,上次回去,还有二十多人,她去疗养院探望,个个骨瘦如柴,几乎认不出来了。这次回去,只剩下一个人了,就是当年队里最小的孩子。


她的眼前总浮现他们小时候的样子:男孩们生龙活虎,女孩在台上唱花鼓戏;最小的这个很调皮,老想挤出酒窝给人看。


她发现朋友正在一个个远去,有些人还活着,但身体、记忆退化,逐渐也不能交流了。“一到那个时候,我就觉得我活得太长了。怎么回事啊?我怎么还这样啊?”


至于自己,当年做手术打麻药昏迷时,她觉得已经死过一回,“有惦记你的人,那些人会难过,本人没啥的。如果有点事业心的话,赶快把那件事完成,就这点心愿。”


郑小瑛把自己的书房叫“仓库”,按时间顺序摆放着所有乐团资料、乐谱、笔记、节目单、报刊文摘。徒孙、青年指挥家杨乐乐来帮忙整理乐谱,郑小瑛嘱咐她,“我要是没了,这些可能都扔了……这都是我的心血。你有没有兴趣?”杨乐乐意识到郑小瑛在给它们找归属。


有时,郑小瑛也会突然感叹,“好朋友都没有了,好孤独啊!”


杨乐乐无从安慰,只好说:“因为你比别人有更多的责任,你不会孤独,每个人的宿命不一样吧。”


郑小瑛看过一位科学家的故事,临死前,他还在电脑上打字,留下最后一点成果。“死亡掐断了他可以为人类做一点贡献的那种权利,他真是不应该死,还有那么多东西,还可以给世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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